杰奎琳·杜普雷和她的大提琴

杰奎琳·杜普雷和她的大提琴

为了纪念这位大提琴手本周 70 岁生日,查尔斯·比尔谈到了她在她短暂但非凡的职业生涯中演奏的几把乐器和弓。杰奎琳·杜普雷和查尔斯·比尔之间的友谊始于 1963 年,当时两人都开始在音乐界崭露头角——比尔作为古董小提琴的领先专家,杜普雷是她那一代最优秀的英国大提琴家之一。

“我在一次音乐会上认识了她,因为我们住得很近,我们成了朋友,”他回忆道。“我在各个方面都被她折服了。她是一个了不起的女孩,非常有活力且明智的大提琴家。

杜普雷和大提琴斯特拉迪瓦里1673
杜普雷和大提琴斯特拉迪瓦里1673

当时,杜普雷正在使用早期的大提琴,这把琴是斯特拉迪瓦里 1673 年制作的,也可能会晚一些。这把大提琴琴体相对较大,声音大而饱满,但对她来说,它没有斯特拉迪瓦里黄金时期的琴音色温暖。

大提琴达维多夫‘Davidoff’
大提琴达维多夫‘Davidoff’

杜普雷于1965 年在伦敦的金斯威大厅录制了埃尔加的大提琴协奏曲。她使用了大提琴“Davidoff ”来录制这张经典唱片。

1964 年底,杜普雷的教母 Isména Holland 提出了换琴的想法,她的职业生涯还没有达到顶峰,她希望杜普雷能拥有最好的大提琴。

比尔知道斯特拉迪瓦里于1712 年制作的这把“Davidoff ”被 Wurlitzer公司所收藏,因为他在 1960 年代初期在那里接受过培训,见过这把琴,所以他打电话给 Wurlitzer 夫人,后者亲自将大提琴带到了伦敦。当杜普雷第一次尝试“Davidoff ”时,他是其中的听众之一,她的老师威廉普莱斯在现场。在杜普雷演奏了大约 20 分钟后,Pleeth 将其描述为“绝对完美的大提琴”。他说:“它是否适合你,你必须去了解,但它是一种美妙的乐器。”据贝尔说,杜普雷自己曾说“被它的音色所淹没”。

因此,这把大提琴“Davidoff ”被卖给了杜普雷,几个月后,杜普雷将其用于她与约翰·巴比罗利爵士和伦敦交响乐团合作录制的 1965 年经典埃尔加大提琴协奏曲。

随着她的名气越来越大,“Davidoff ”伴随着杜普雷走遍了世界各地。“她爱死它了”贝尔瑞说,但是有两个问题,“作为一把斯特拉迪瓦里,它并不想承受太大的力度,然而杜普蕾却本能地想这样拉奏乐器。她的确可以用她的琴弓拉得大声一点,但如果你这样用力过猛地拉琴,有时候你会拉出来另一个极端的声音。她是一个非常大力的人,她需要一把承压很强的琴。当时我认为 1733年制作的大提琴“Montagnana ”更适合他,但当时还没有办法找到这种琴。

杜普雷和“Davidoff ”大提琴
杜普雷和“Davidoff ”大提琴

“Davidoff ”大提琴也在容易因为气候的快速变化而变化。每次杜普雷演出回来时,我们不得不对其进行大修。琴码会变的太高或太低,甚至有时候会开缝等等。那时我们并不是很了解环境对乐器的影响,但是杜普蕾却满世界到处跑,不过只要让给它几周在英格兰休息的时间它又能100%恢复了”。

1967 年的一天早上,杜普雷刚从国外演出回来,问我是否可以借另一把大提琴当天下午带到米兰。’她说,她说“我和大卫朵夫刚回来,现在它的状况不是很好,没办法再演奏了”。于是我们借给她一个 Francesco Goffriller,当她回来后她说“我爱死这把琴了!它虽然没有大卫朵夫的音色但是它能承受住很大的力度,而且它能承受住一场磨人的旅行”。后来她又继续借这把 Francesco Goffriller,几年后她提出要买下这把琴。

杜普雷使用过的大提琴Francesco Goffriller 1740
杜普雷使用过的大提琴Francesco Goffriller 1740

那个时候杜普蕾嫁给了钢琴家、指挥家丹尼尔·巴伦博伊姆,并和他一起四处演出,这似乎影响了她对乐器的最终选择。“当丹尼尔坐在杜普蕾后面与杜普蕾一起演奏的时候,“Davidoff ”响亮的声音会充盈整个音乐厅,所以他不能听清“Davidoff ”的声音,但是哥夫瑞勒的声音有很好的延展性,虽然它的音色不及斯特拉迪瓦里,但是丹尼尔能更好地听见它”。

当这对夫妇遇到意大利大提琴制作师塞尔吉奥·佩雷松(Sergio Peresson)时,情况就是这样,塞尔吉奥答应为杜普蕾制作一把琴,于是从1970年起,这把琴就成为了杜普蕾音乐会上主要用的琴,直到1973年多发性硬化症中断了她的职业生涯。

杜普雷和制琴师塞尔吉奥·佩雷松

“我听过这把提琴,它没有一点色彩可言,但它的声音非常大,丹尼尔肯定能听见”,贝尔瑞说,“我记得她在皇家音乐厅演奏柴可夫斯基的三重奏,但我听得没有以前那么开心了,其它想听她演奏丰富色彩的听众也一样。那时她已经病得很严重了,但由于丹尼尔很喜欢佩雷松的那把琴,也就没人再多说什么。那把琴与丹尼尔一起参与了最后一次埃德加的现场录制,效果很好”。

杜普蕾对调整她的大提琴没有太多的要求,“她对琴声没有太多抱怨,相反常常是我说我觉得这把琴不太对劲。她真的对所有事情都没有太多要求——她是杜普蕾,她就是这样拉琴的。我很清楚地记得她有一次试了一把琴,仅仅是在D弦上拉了一个非常低的音,她拉了那个音有两三分钟吧,你都不敢相信她能拉出多少种音色、音量和美感的变化”。

贝尔瑞也负责杜普蕾琴弓的修护,“她常常带着她大约还剩十分之一弓毛的琴弓回来”,贝尔瑞说。她更喜欢结实、更重一点的琴弓。她曾经用过约翰·多德的一把大概90克重的琴弓,直到她妈妈把这把弓带到贝尔瑞店里来重新上毛,然而车门把它折断到不能修复前为止,她一直用那把弓。随后贝尔瑞借给了她一把路易斯·帕诺莫的琴弓,事实证明这把弓是一个很好的替代品。

“杜普蕾很喜欢那把帕诺莫。帕诺莫比法国弓要更重一些,然而她就是喜欢这一点,因为她就是这样一个大力的人。她用过这种加了橡胶管的弓,这种弓有104克重,对于弓来说这真的是太重了,但对于杜普蕾来说却正合适。”

如果你看过克里斯多夫·努彭摄制的她在巴伦博伊姆工作室演奏的1967年版埃尔加协奏曲唱片,你就能通过她敏感又强壮的右手看出那把弓到底有多重了”。

贝尔瑞通常会在每一次杜普蕾结束旅演后来看她。“每次杜普蕾回来,我都会带上一份煎蛋或者其它什么东西去看她,然后把“Davidoff ”带走修理。她是个有趣的人,跟她待在一起的感觉很棒”。

他也还记得有一次凌晨3点钟他的电话响了,“那是杜普蕾打过来的!我们聊了几分钟,然后我问她,你在哪儿,她说洛杉矶,然后我问她,你可知道现在我这是半夜?,她惊呼到天呐,我还以为是午饭时间呢。我记不清当时她是为什么事情找我了,但是只要她遇到事儿了都会往家那边的什么人那儿打个电话”。

当被问及杜普雷的遗产时,比尔简单地说:“她是最了不起的人,也是最了不起的大提琴手。我认为她确实是每个人的灵感的来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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